已连续5年，未在长江监测到中华鲟产卵。
从去年11月持续到今年1月的中华鲟产卵场科考调查活动，证明了未在长江监测到中华鲟自然繁殖的事实。而位于湖北宜昌葛洲坝下游江段仅存的产卵场，终是一片沉寂。
今年4月，湖北宜昌江段，23万尾“子二代”中华鲟被放流入江，试图为多年后改写卵石滩的遗憾增加一丝可能。自1984年以来，中华鲟的增殖放流工作就一直在持续。38年过去，各单位的放流总数已达700万尾。
然而中华鲟的野外种群自2010年起就已不足百尾，其野外个体数如倒计时般，唯有跌落。
水工建设、航运、捕捞、环境污染，种种因素叠加之下，让野外存活之难、自然繁殖之困始终像是悬在这个已有1.4亿年进化历史物种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而以就地保护、迁地保护、增殖放流为主要手段的保护措施正极力阻止着中华鲟走向物种灭亡的步伐。这种合力对抗又能否改写长江“水中国宝”的命运。
在每年的春天，游向长江的人工养殖中华鲟，将会在哪天改写这个种群自身的命运。
无数条中华鲟结伴而行自大海溯游而上，千里迢迢回到长江产卵的画面，宛如历史的烟雾，早已留在过去。对比之下，这也让如今中华鲟野外种群的现状蒙上了一层略显悲壮的色彩：从1970年代的1万尾左右，到2010年下降到不足百尾，且自2017年以来并未监测到有自然繁殖。
长江“十年禁渔”之前，过度捕捞和环境退化（筑坝、水污染等）所导致的栖息地丧失，让中华鲟的生存境遇一度十分严峻。即便是现在，野外中华鲟数量锐减也是不争的事实。
不过，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段中华向记者分享了去年冬季中华鲟产卵场科考调查活动中，另一个还算不错的好消息：科考团通过声呐探测技术发现了长江宜昌葛洲坝下还生活着少量中华鲟。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科考船。
它们已是为数不多还幸存着的野生中华鲟。“这是基于客观现实做出的判断。”段中华进一步解释，“中华鲟初次性成熟的年龄雄鱼是9龄，雌鱼是13龄。它们会在性成熟的前1年溯游进入长江，而其他时间会在海洋生活。所以现在长江里的中华鲟至少也是8年前出生的，那时中华鲟还有自然繁殖。而当时放流的中华鲟离发育期还很早，且放流数量也少，幸存的几率本身也小。”
如今，一条中华鲟成长到性成熟并洄游进入长江产卵到底会经历怎样的艰难险阻？而又有多少中华鲟还未来得及产卵就已丧命。
就在半月前，宜昌市宜都市陆城街道三江村江边出现了一条尾巴受伤搁浅的中华鲟，被发现时它奄奄一息地漂浮在江面。
虽然，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中华鲟研究所、长江宜昌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宜昌市渔政监察支队等多家单位在第一时间对其开展了紧急救援。但救援人员发现，这条长达3米的中华鲟，已经只有微弱的腮动，其尾部可能被螺旋桨所伤，出现了大面积的严重溃烂，并接近掉落的状态。
“我们还是没能救活它。” 得知这一消息三峡集团中华鲟研究所总工程师姜伟感到很遗憾。当这条中华鲟被运送到研究所的基地后，姜伟才见到它。“它长得真漂亮，还是一条正值壮年的雌鱼。解剖之后我们在它的肚子里发现了鱼卵。”
放流装置里即将被放流的中华鲟。装置门打开后，它将游向长江。三峡集团中华鲟研究所供图
实际上，在中华鲟的自然繁殖周期里，每到夏秋季，性成熟的中华鲟会结伴而行，逆江而上，在长江中等待一年后，于次年秋冬时节来到长江上游的卵石滩繁衍生息。姜伟推断，“这头中华鲟可能是去年回到长江的。它好不容易在海里长大，历经千难万险回到产卵场，但还没来得及产卵就因意外受伤而丧命。”
历年来的科考调查活动和相关研究还原着中华鲟的成长历程和生活习性。从事中华鲟人工繁殖数十年，在姜伟眼中，即便是一颗鱼卵也是中华鲟的一个个体，更何况是一头已经性成熟准备产卵的野生中华鲟。然而，江面上熙熙攘攘的往来船只，让这曲生命之歌戛然而止。中华鲟寥寥无几的野外族群，又失去了一份繁衍延续的希望，这种遗憾不言而喻。
作为海河洄游性鱼类，大海是中华鲟成长的重要场所，其90%以上的时间生活在海洋中，因为那里有它维持生存所必需的食物，而长江则是它繁衍的“摇篮”。在长江“十年禁渔”之前，长江生物完整性指数曾到了最差的“无鱼”等级，长江生态的恶化以及渔业捕捞等人类活动，让仅存的中华鲟野外群体岌岌可危。
湖北武汉江夏区金口街道曾经的渔民王明武当起了护渔员。肖琪摄
“不仅在长江里有可能被误捕和误伤，其实海洋捕捞也会给中华鲟带来生存的威胁。”姜伟告诉记者，研究所偶尔会接到捕鱼船误捕中华鲟需要求助的电话。但是否有误捕了却没有上报的，他们无从得知。
一条增殖放流的中华鲟离长大洄游到长江产卵，在时间和空间上到底会有多远？那条没被救活的雌性中华鲟的生活轨迹也许能够尝试回答。
大概十年前，它只是鱼妈妈在那一年所产的40多万粒鱼卵中的一粒。
当绿豆大小、黏糊糊的鱼卵倾泻而出时，食卵鱼（铜鱼、圆口铜鱼、黄颡鱼）开启了一场盛宴，九成以上的鱼卵最先被吃掉，仅有夹在石缝里的“宝贝”逃过一劫。5天后，幸存的鱼卵孵化成幼苗，它向着光亮处前进，踏上顺江而下游向大海的旅程。从长江下游到达上海崇明岛长江口1800多公里的旅程中，又有90%的小鱼苗被其他鱼类摄食。它得以幸运地躲开了大鱼的捕食和来往船只撒下的渔网，在游向大海的同时也渐渐长大。在海洋里的数十年，它不断觅食，与海流拼斗，最终成长为体重300余公斤的“水中蛟龙”。而这时也到了踏上艰险洄游之路的时刻。
它又义无反顾地从大海出发，可能沿着东海或黄海的近海岸，顶着巨大的水流，逆江而上。在深潭里越冬，而且要在不吃不喝的情况下，完全依靠自己的体能，完成产卵的使命。从出发到产卵结束返回海洋，整个生殖周期平均需要18个月，其间消耗掉大约35%的体重。
然而当它回到长江时，以前的产卵场早已不复存在。实际上，在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截流前，中华鲟的产卵场位于长江上游，重庆至金沙江屏山之间的约600公里江段中，共有16处。1981年截流以后，原有的产卵洄游通道被阻断，直到1983年，人们才在坝下发现了新的产卵场，面积仅为之前的1%。
现在，葛洲坝至庙咀这段长约4千米的江段，是目前为止唯一已知的中华鲟产卵场。“在去年冬季的产卵场科考活动期间，我们每天在上午8点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测量产卵场的水温。很遗憾，温度低于1997年三峡有监测以来中华鲟产卵的下限水温。”段中华告诉记者。
2013年，中华鲟开始出现产卵繁殖中断。“我们分析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当时环境条件不太好，中华鲟产卵需要水温在20℃以下，但随着长江梯级水电工程的建设，秋冬季水温下降变慢。”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刘焕章曾回答过记者有关产卵为何中断的疑问。
相关数据还显示，1980年至1983年、2002年至2005年、2013年间，中华鲟产卵期（10月至11月）的平均水温分别为16.2℃、17.8℃和23.8℃。水温陡然上升，导致稳定了近20年的繁殖期向后推迟了一个月。
上溯产卵繁殖是中华鲟写入基因里的本能。河床地形、河床质、流速场、自然繁殖季节的水文状况和气象状况都影响着中华鲟的自然繁殖活动。而这些环境指标的不利变化，都有可能让中华鲟放弃产卵。
多重因素叠加影响，比如产卵场减少、栖息地破坏、长江生态的改变以及自然群体规模的缩小，共同使中华鲟的生存陷入恶性循环：种群数量的减少导致繁殖可能性的降低，而自然繁殖可能性的降低将会导致种群进一步减少。
在自然繁殖之前，增殖放流就成了延缓中华鲟物种灭绝的最后一根稻草。接下来的问题也接踵而至：到底放流多少个体才能帮助野外种群实现自然繁殖？38年了，700万尾的放流总量为何还未改变困局。
为了更加清晰地回答这一问题，姜伟带着记者算了一道数学题。“以1980年代中华鲟自然种群数量的2000尾为例，我们来假设其中雌、雄比例对半。当年在长江参与繁殖的雌鱼就只有500尾，（中华鲟的特殊性还在于，长江中的中华鲟分为两批，一部分是去年回到长江今年参与繁殖的，另一部分是今年刚回来准备第二年参与繁殖的），取每尾雌鱼产卵量的最低数——40万，那么500尾则可产卵2亿粒，经过两次折损大概有200万尾鱼苗能活着出现在长江口。”
如果非要给出一个答案，以自然繁殖数据为参考，那么每年人们要向长江放流的数量将是200万尾。但自然繁育与人工繁育的数量不可同日而语，而中华鲟鱼苗的死亡率却并不会降低。这也是为何自然繁殖的中华鲟产卵量如此大的缘故。“唯有提高繁殖力才有可能在物竞天择的自然界中取胜。”姜伟解释。
姜伟所在的三峡集团中华鲟研究所就一直致力于攻克中华鲟繁育及幼鱼培育技术，通过提高人工繁殖的中华鲟数量，来扩大中华鲟的放流规模，以实现对野生中华鲟资源的持续补充。自1984年首次放流以来，研究所每年向长江放流中华鲟，已累计放流近530万尾。
4月9日三峡集团长江宜昌江段放流活动中放流的中华鲟。三峡集团中华鲟研究所供图
长江三峡珍稀特有鱼类保育中心工作人员正在检查中华鲟的发育情况。邓佳摄
每年4月都会有一批鱼苗被放流入江。“今年放流的是20cm-30cm的大规格鱼苗，个体更大才能确保存活率更高。”姜伟还告诉记者一个令人欣喜的数据：近年来通过声呐调查评估，发现放流中华鲟的入海比例已达到70%，而这份数据是在长江“十年禁捕”之后。“这说明绝大多数放流中华鲟能顺利从长江宜昌段回到大海，禁捕给了长江和中华鲟一个喘息的机会。”
但这种成果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人工繁育的历程同样充满了各种困难和挑战。
对于中华鲟研究所来说，1984年是一个开始。这一年，脑垂体催产亲鱼技术取得成功。1995年，大规格中华鲟培育技术取得突破，使得幼苗的成活率大幅提高。2009年，突破中华鲟全人工繁殖技术，使中华鲟物种延续摆脱了对野生资源的依赖。2013年，首批人工诱导雌核发育中华鲟诞生。2021年，成功催产4尾雌鱼、9尾雄鱼，取得中华鲟全人工繁殖规模的最好成绩。
可人工繁育并不能无限制地扩大，增殖放流的数量也很难做到“多多益善”。那么保证中华鲟不同年龄梯队的养殖量处在合理的范围就显得尤其重要。
“我们攻克了一项关键技术——dna性别鉴定。”姜伟介绍道，“这项技术适用于全年龄段的中华鲟。它能帮助有效地评估中华鲟人工种群的性别比例，有针对性地优化种群管理结构，充分利用有限的养殖资源，使中华鲟人工种群更加稳定。简单来说就是在保障种群量足够的同时，最大化释放单个中华鲟的养殖空间。这些对人工增殖放流方案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无论何时，存活率都是放流必须面对的现实。这些年，中华鲟研究所不仅逐渐扩大放流规模，还同步放流包含幼鱼、亚成体、成鱼等各年龄梯队中华鲟，对中华鲟自然种群形成精准科学补充，此外，还采用多种标记相结合的方式对放流的中华鲟群体进行标记，及时准确掌握放流中华鲟降河洄游至海洋的情况。
“这能让我们了解鱼类的活动规律、季节性迁徙、资源量、存活及死亡率等，用于评估增殖放流的效果、鱼类流域分布等。”姜伟说道。
大海辽阔浩渺，那些幸存的中华鲟消失在茫茫海洋。而为了探明增殖放流的中华鲟在海洋的生活情况，2021年三峡集团中华鲟研究所启动了对放流中华鲟的海洋生活史研究。
“我们通过卫星标记追踪中华鲟在海洋所处的温度、深度、盐度等，以深入了解放流中华鲟在近海及河口的迁移运动情况，为下一步开启中华鲟海洋保护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撑。” 姜伟介绍道。
好在研究还发现了放流中华鲟在近海分布的基本情况，它们正在浙江舟山附近的海域频繁出现。
期待沉寂了5年的产卵场，终有一天会出现奇迹。
2020年1月1日0时起开始实施长江“十年禁渔”。肖琪摄